广州重阳节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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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高是重阳节标志性习俗,是最具群众性的民俗活动。广州承中原俗例,重阳节亦是登高。登高主要是登山,此外还有登楼、登塔,甚至登炮台废址等。只要是登上高处,就属应节。

  越秀山、花塔、光塔是广州人在重阳节时的主要登高处。

越秀山·镇海楼·观音阁·学海堂

  越秀山在广州城北。为府城主山。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称为“南武之镇山”。

  冈峦起伏,林木苍翠,自古以来是广州的游览胜地。

  二千年前的南越国时代,南越王赵佗就在山上建筑越王台,三月三上巳节到此登高作乐。唐、南汉、宋数代,均是州人重阳登高之地。“粤台秋月”为元代羊城八景之一。

  明初扩建广州城,将宋三城合一,扩展北城跨越秀山。明洪武十三年(1380),在越秀山小蟠龙岗上建成望海楼(后称镇海楼,俗称五层楼)以壮观瞻。以后几毁几建,至今尚存。

  在广州成为现代城市之前,它一直是最高的建筑物,所谓“楼冠全城”,为广州城标志物之一。

  镇海梅建成后就成为人们登临揽胜,遥赏珠海白云景色的好去处。清初《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载:“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清嘉庆《羊城古钞》

  与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均把这段话照录一遍。可知清代广州府城人在重阳有登镇海楼的习俗。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咏:“一年容易又深秋,结袂联踪汗漫游。笑问登高何处去,观音山上五层楼。”并加注:“粤秀山左,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镇海楼,凡五层,俗因呼为五层楼。矗市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重九日,城中士女登高,相率至此。”

  当年广州城全是低矮平房,没有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工业污染,能见度甚高,登镇海楼远眺,不但全城在望,更见飞鸟低回,彩霞璀灿,城南珠水荡漾,浩瀚接天,可谓尽览珠海、白云景色。就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站在五层楼上,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珠江南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就是番禺莲花山上的莲花塔也可以看见(美国人威廉·C·亨特所著《旧中国杂记·九层宝塔》,此书1885年初版)。后人撰联:“急水与天争入海,乱云随日共沉山。”

  “矗立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清乾隆《南海县志》)煞是壮观。此景被誉为“岭南第一胜览”,亦为清代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与现代新羊城八景之一“越秀层楼”所在。

  镇海楼数百年来屡毁屡建。1928年重修时,楼内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砖石墙壁仍存明代旧物,1950年建为广州博物馆至今。现在楼顶层正面高悬“镇海楼”横匾,两旁挂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彭玉麟所撰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此联一说乃彭玉麟幕僚所作。联中“故侯”指建楼者朱亮祖)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到荡气回肠。

  明永乐元年(1403),都指挥花英在南汉游台废址一带(今孙中山纪念碑所在山岗一带)修建了观音阁,越秀山自此又名观音山。清初《广东新语》称观音阁为玉山楼,祀广东历代九贤,文称:“玉山为五岭山川之望。九贤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楼。楼有此九贤。可以不朽。”观音阁亦为州人在重阳时登高揽胜之地。

  明代羊城八景中的“越秀松涛”、“象山樵歌”二景均在越秀山。

  清前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士王士祯奉旨南来祭告南海神,留广州五十一日,到处游览古迹,后来写了部《广州游览小志》,书中记述了当年越秀山景色与广州人重阳登越秀山的习俗。文曰:“越秀山在广州府城北……山踞粤城最高处,凭高下瞰,远江如带,目尽炎海。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游于此。城堞间多榕树、木棉。时暮春,木棉方花,红照天外,亦一奇也。”

  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载:“越秀山在会城北,为省会主山……郡人多于此览胜焉。”

  清代越秀山上有应元寺、龙王庙、关帝庙、三元宫等寺观,州人重阳登高,顺便拜神。

  清代后期,越秀山上建有著名学府学海堂、文澜阁(建于道光五年)、菊坡精舍等,亦是州人重阳登临之地,可远眺珠江。

  学海堂故址在今广州市第二中学地。清·林伯桐《学海堂志》载:“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山脉自白云山蜿蜒入城,至此耸拔三十馀丈,为省会之镇。……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嘉时令节,都人来游。”

  学海堂前楹有邓廷桢集字联:“绎史诵经,思在古昔;登高望远,显于今时。”

  旧时元旦上巳中秋、重阳等佳节,学海堂常举行“雅集”,撰文唱和,盛极一时。

六榕寺花塔

  六榕寺在今广州市区六榕路。此寺前身是宝庄严寺,建于南朝刘宋时(420-479)。梁大同三年(537),寺中建一座方形的六层木塔舍利塔,是广州最早的佛塔,即今花塔前身。

  北宋初,寺塔俱毁于兵火。北宋端拱二年(989)重建寺,改名净慧寺。天祐元年(1086)重建塔,建为阁楼式塔。北宋绍圣四年(1097)峻工落成。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花塔的模样。

  宋时广州城中没有高层建筑,这座高塔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当时西城已筑,净慧寺位于西城中),越秀山海拔才70米,而这塔高57.6米,为广东古塔之冠,可见其庄严挺拔的雄姿。自建成后,它便是游人登高远眺的好去处,所谓“塔穷炎海目,山拥越王城”(清前期王士祯诗句)。当时净慧寺离珠江不足千米,因而这千佛塔当年还是珠江航道的重要标志。

  “巍峨轮奂,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元符三年(1100),大文豪苏东坡与当地官员一同登塔观光。看到塔畔环植有六株老榕树,婆娑如盖,古翠浓荫,心中喜爱,题写了“六榕”二字。此乃六榕寺名的由来。而塔亦随之改称六榕塔。从宋至清经过约10次修葺,仍存宋代风貌。因这整座古塔犹如九朵雕花叠成,塔身朱栏碧瓦,丹楹粉壁,色彩斑斓,华丽壮观,外观宛若冲霄花柱,故后来又名“花塔”,且渐成通称。

  明清两代重阳节,广州人有登花塔的习俗。

  清初《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清嘉庆《羊城古钞》与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均载:“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这“双塔”一指光塔,另一便是指花塔。当年羊城房屋低矮,花塔如拔地而起,雄矗天半,简直可作当年的城标。登塔环眺,可见四周一大片树丛花草,郁郁葱葱;掩影着亭台楼阁,错落其间,“莺乱啼时叶满庭”(旧时六榕寺左边东坡亭楹联句)。清初王士祯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广州游览小志》记述:“凭高眺远,则白云、粤秀诸峰,皆在襟带也。”清后期文学家、番禺人汪兆铨撰《记六榕寺塔》文,描述当年花塔景色:“晓日初上,光采炫然;火珠荧荧,若木争色。

  丹霞绚晚,人间暝烟;仰视上方,残阳烛明,光半鸦背,用以研朝媚夕,幻成奇观。”可见当年登塔俯瞰羊城,实在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光塔

  光塔在广州市区光塔路怀圣寺内。原名怀圣塔,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怀圣寺为唐代时寄居广州的伊斯兰教徒所建,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清《南海百咏续编》载:“回教之祖,名贵圣穆罕默德,寺号怀圣,怀念贵圣也。”这便是寺名由来。与扬州仙鹤寺、泉州麒麟寺、杭州凤凰寺合称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

  怀圣塔与怀圣寺同时兴建,其用途主要有二:一是供阿訇(伊斯兰宗教职业者的通称)或主司仪者登塔呼唤教徒们每天做五次礼拜,所谓“在使祈祷呼报者,便于招集信徒。”(戈太尔:《回回塔源流考》)二是作为导航的灯塔。所谓“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就是说,这光塔不单是一座宗教建筑,而且还曾是很有实际意义的航海的标志。

  怀圣塔塔体圆柱形,青砖砌筑,蚬壳灰抹面,塔高36.3米,底径8.85米,向上逐渐缩小,富有伊斯兰教建筑特色……或因塔身光圆,或因阿拉伯呼唤语“邦史”与“光”音近,或因夜间塔顶燃灯为船舶导航(唐宋时塔距珠江不远),故俗称光塔。

  光塔塔顶原有铜制金鸡风标,但屡为飓风所坠。直到1934年重修时,塔顶才改为现在的火焰形,用砖牙叠涩出线,脚上砌成尖开顶,跟佛教塔式迥然不同。据考证,光塔的这种形状其实是当年西亚城堡的变形,它所体现出来的浓郁的伊斯兰教建筑特色,今天在国内已是不多见了。而且,这还是个“斜塔”。据1959年8月实测,塔身向西倾斜53度(1.15米)。

  其原因有二说,一说是因地基不稳;一说是建塔时就有意西斜,寓西向朝圣之意。光塔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光塔直指苍昊,人们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尤其在过去没有高楼大厦的时代。

  现在人们一般不能随便进入怀圣寺登光塔。明清时期,却是对市民开放的(见上引清初《广东新语》、清嘉庆《羊城古钞》、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清代重阳节,广州人有登光塔的习俗。登塔环眺,景色甚佳。

  以下诸高处亦为清代、民国时州人在重阳节时的登高地,不过不普遍,名声更远不及越秀山。

凤凰岗

  凤凰岗是广州河南岛西部岗地,清代时,这是个高岗,在清代地图上被绘成是一片高耸的岗丘,以今凤凰街为中心地区,方圆数公顷。清嘉庆(1796—1820)后期在凤凰岗上筑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被英军炸毁。后修复,在清光绪后期尚在。后毁不存。

  清末某年重阳日,番禺文士潘飞声与朋友登上凤凰冈,眺望白鹅潭珠水浩瀚,看眼前废炮台荒草丛生,感慨赋词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重九日同椒坪、一山两丈登凤凰冈望海》。

  词曰:“根竹支筇,葫芦载酒,登高刚试新晴。问荒台遗迹,野草青青。零落苔封断炮,都付与朝夕潮声。潮头上,洋船烟暝,手欲屠鲸。重溟,当年击楫,叹编弃归来,闲却青萍。

  只青山扪虱,脾肉堪惊。且对西风落帽,空惆怅,旧日鸥盟。还相忆,鲩江菊开又误归程。”(《说剑堂集·花语词》)民国四年(1915),四邑华侨在河南买地创办新民地产公司,将凤凰岗炸平,开发成街区,地貌大变。今已难想象旧时情景。

漱珠冈

  漱珠冈在广州河南岛。清代时,岗下绿水环绕,四周一片田畴。山环水曲,松石清奇。

  清嘉庆末年(1820),道士、天文学家李明彻在岗上建纯阳观以祀吕纯阳(吕洞宾)。清道光四年(1824),又在观后建“朝斗台”以观察天文星斗(今广州仅存的古观象台)。

  漱珠冈平地窿起,是当地一高处,为文人登高揽胜之地。曹为霖《秋日游漱珠冈谒杨议郎祠》诗:“登高能赋几文轩,来往花田村外村。春水蓣蘩明沼址,秋风禾黍荐鸡豚。”(《木笔花馆诗钞》)白鹤洞白鹤洞原指白鹤洞山顶一带。以前此地树林茂密,岗下河涌纵横,鱼虾丰盛,环境适宜白鹤繁衍生息,林中到处可见鹤巢。相传某天,千余只丹顶鹤飞临山岗,景象颇为壮观,如此三日,鹤群才离去。人们认为白鹤停留过的地方,象征着如意吉祥,白鹤洞因此而得名。另一个传说是,400多年的一天,此地飞来成群白鹤,繁衍生息。那里有一条河涌,高高的水松生长在河涌两旁,枝叶密密麻麻,遮盖在河涌之上,白鹤群飞来飞去,就像进出洞一般,因而此地便被称为“白鹤洞”。

  清末宣统年间,白鹤洞山岗上建有“招鹤亭”、“湛碧亭”、“月波桥”等景点,供游人登高观景,远眺珠江帆影,渔歌唱晚,落霞满天、田园美景。重阳时,人们也来此登高应节。

  今天楼房成片,无复旧观。

永清堡炮台遗址

  广州河南岛洲头咀江岸,在清代前期建有永清堡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八年(1858)初,为英军炮火轰毁。后湮没无存。

  清同治十年(1871)重阳日,番禺诗人杨永衍与朋友登永清堡炮台废址。写了《辛未重九同湘蘅、蓉坡过鳌洲永清堡登高》诗,咏当时风景。诗曰:

  重阳无雨午云开,有客登高上废台。驿使不逢津吏去,也无好句续诗来。

  盘错榕根络石墩,槿篱茅舍足鸡豚。茱萸醉把欣相示,健在年年斗酒樽。

  民国《番禺河南小志》引《添茅小屋诗草》

  清光绪中期,原永清炮台址已被建为民居,“再南即洪德大街,今已辟为马路。”(民国《番禺河南小志》)。

大田山、鸡冠山、飞鹅岭

  民国时期,广州黄埔一带乡民在重阳节多到附近的大田山、鸡冠山、飞鹅岭等山登高。

  九月初八晚十一时前就有人登山,各山头上热闹非凡。人们边登山边放鞭炮,或到山头野炊、烧烤。

  但黄埔地区姬堂、茅岗两村的周姓氏族,向来禁忌在重阳节扫墓或登高。原因是过去某年在重阳节周氏族人乘船到虎门祭祖,遇狂风骤雨,数条船沉没,死难者数十人。周氏从此不再于重阳节拜祖,而且禁忌重阳登高,认为会招致祸端。建国后,此类禁忌渐淡化。

帽峰山

  帽峰山位于广州东北部,离广州市中心25公里。山坡陡峭,沟谷幽深,予人莽莽苍苍之感,其最高峰海拔534.9米,比白云山摩星岭高出152.9米,是广州市老八区的最高峰。

  山上有帽峰庙,始建于南汉大宝三年(960),远近闻名。庙不大而香火鼎盛。庙前有“龙井神泉”,水质清甜甘洌,传说古代群众常用此泉治病。

  广州白云区太和、良田、竹料等地民众素有登帽峰山的习俗。民国时,此地有《节气歌》,歌词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其中唱九月的四句是:“九月寒露霜降时,人人及早做寒衣。九月九日天晴好,重九登高好时机。”可知当时重阳登高之俗是相当普遍的。歌词最后两句很有意思,唱的是:“百行生意都难做,不如归家学耕田。”

西樵山大科峰

  明清时期,南海县人重阳登高,最有名的登高地是西樵山主峰大科峰。

  西樵山是南粤名山。有所谓“南粤名山数二樵”。东樵指博罗罗浮山,西樵便是指南海西樵山。有七十二座山峰,最高峰为大科峰。峰高338.3米。峰顶有古台见日台,明代时曾重修。明清两代重阳日,人们来此登高揽胜。

  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广州府部》载:“大科峰。极高峻。按《县志》,大科峰称西樵第一峰,顶径百尺,上有见日台。鸡鸣见日。九日游人多觞于此。”(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阳。觞:饮酒。)清嘉庆《羊城古钞》载:“见日台,在西樵山大科峰巅。旧有古台。明嘉靖中,湛文简廓而新之。后榷使曾重建。九日,游人觞咏于此。”书中还有木刻“西樵山图”,图上画了层层叠叠的山峰,每峰标上名字;正中一座最大的山峰上标书:“大科峰,即望日台,西樵七十二峰之首。”

  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咏:“层岚隐约碧芙蓉,飞瀑成湖洞壑重。七十二山环翠列。最高还是大科峰。”下加注文:“西樵山在南海西境,距省城一百二十里,环峙七十二峰,最高处则大科峰也。游者尝夜半登此以观日出。中悬百丈飞瀑,可名者翠岩、朱坑、白云诸洞,而白云则何白云先生读书处也。山幽水洌,瀑布从双壁下,穿石桥而出。石下有洞,聚而成湖,尤为诸瀑之冠。陈元孝(陈恭尹)诗云:‘桥分三折入。天坼一门开。’盖纪其胜云。”

  “西樵云瀑”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

  西樵山上村民世代都会酿桂花酒,相传饮桂花酒是西樵山人重阳传统习俗之一,有“辟恶茱萸囊,延年桂花酒”之说。

  重阳节期间,商贩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西樵山脚官山圩设摊卖货,数里长的摊档人潮如涌,形成当地独特的“狗仔圩”。

白云山

  最后,我们要着重说说古代及民国时期重阳节登白云山。白云山是广州北部山丘,由30多座山(丘)峰组成,为南昆山余脉。现在的面积约28平方千米。,在没有辟建公路的古代,白云山地域比现在大得多。

  白云山因暮春雨后山间白云缭绕而得名。主峰摩星岭,位于中部,海拔372.8米,清代以前称最高顶、第一天或天南第一峰。清康熙年间始称摩星岭。

  宋代羊城八景之一“蒲涧濂泉”、元代羊城八景中之“白云晚望”与“景泰归僧”均在白云山上。历朝曾有过不少寺观、书院。到清末时,尚存白云寺、双溪寺、能仁寺、弥勒寺、濂泉寺、蒲涧寺、上下景泰寺、云岩寺、五龙谷庙等古寺及白云仙馆、明珠楼、百花冢诸名胜。

  白云山是广州名山,但在明清时期的重阳节,广州人主要是登越秀山,而不是登白云山。

  不是绝对没有人来登,而是没有形成节俗。在今存明清地方志与相关著述中,并无州人在重阳节成群结队来登白云山的记载。

  民国以前的白云山,属荒郊野岭。有意来登白云山游乐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官吏(地方官吏或外来巡视地方的官吏),带着马弁、随从,前来游山玩水,登高望远,遣兴舒怀,又或寻幽探古。二是文人墨客,多是相约三五知己登山雅聚,吟诗作对,亦顺便寻幽探古。

  他们并非特意在重阳日来登山应节,他们在白云山游乐后所写的诗文,没有几篇是专门记述重阳节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祯南来广州,后撰《广州游览小志》,记述了广州光孝寺等多处古迹,也记述了游越秀山与白云山,记述越秀山:“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游于此。”王是山东人,以前没来过广州,这肯定是陪同他一起来游山的当地官员或是当地的文士告诉他的;而在记白云山文中,则只字没提到九月九日重阳节。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兴中会广州分会准备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广州人重阳聚族扫墓的风俗,各路队伍扮成扫墓人齐集广州城举义。后事泄失败。这次“重九起义”,说明当时广州人重阳登高,主要是在广州府城,因为只有这样才好利用来集结队伍。

  再看三年后黑旗军统帅刘永福(1837—1917)重阳登白云山。

  在今白云山能仁寺内,“佛境”牌坊左侧岩壁上,有一块不规整的长方形摩崖石刻。石面右方刻一草书“虎”字,字体高约两米,为“立虎”之势。上款书“光绪二十四年重阳日”,下款署“刘永福书”。“虎”字左侧有刘永福部属吴氏所作跋记:“戊戌之春,余在渊亭军部,带黑旗军旧部返五羊城,营于白云山下,训练士卒,未尝少休。时逢九日,渊亭军门率摩下将佐登山作茱萸会,……少长成集,登高远眺,闻天风之浪涌,望江水之茫烟,云山都来眼底,抚时感世,不无胜慨。日暮归营,军门兴致不浅。感恩挥毫,书成‘虎’字,余见之爱不忍释,刻于岩壁,以志一时之胜……”

  这篇跋文,说明晚清时的白云山仍很荒僻,山下可作军营并训练士卒;文中只字没提州人有登白云山的重阳节俗,刘永福带着摩下将佐登山,山上并无什么游客。这都至少可知当时重阳登白云山仍未形成习俗。

  明清时期广州老百姓没有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的习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交通往返不易。古代的白云山,距广州府城十五里,是远离州城的荒郊野岭,不是今天开发成熟的公园。古代没有辟建公路,州人前来甚不方便,况且州人前来登山,耗时费力,又必须在城门关闭前赶回城中,这样游玩揽胜颇为仓促。

  二是明清时登白云山相当累人,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首先是山上并无专门修建的登山道路,山路崎岖难走。现在要登上摩星岭,可以悠悠然东张西望如闲庭信步,不必担心稍有闪失便滚落山崖,古代要登上摩星岭并非易事。且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的记述。他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来游白云山,只是登到了还未到半山腰的菖蒲涧,再“东上寻濂泉寺”,便“众疲累不能登”,明知道上面还有景泰寺、安期祠,也“不及往”,下山了。要知道,王士祯当年是奉旨南来,广州地方官员肯定不会陪着他徒步十五里从府城走到白云山,必是乘轿或坐马车来,也累成这样,老百姓徒步来登山的,疲累可知。

  其次是当年的白云山,平时人迹罕至,有野兽出没。清康熙三十年(1700)刊刻的《觚剩》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代)正统(1436—1449)初,有中官阮巨队奉命来广征虎豹。

  时陈谔归番禺。一日,从阮饮,求虎皮以归。”可知当年广州一带有虎豹出没。单身或三几人登白云山,有遭不测之虞。别说明清时期,就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广州早已成为人烟稠密的大城市,仍曾发生虎患。1941年6月27日,“广州小北外田心乡后街21号之一,于晚8时许发现猛虎一头,衔去5岁女童一名。次日,登峰路旧红棉酒家后岗及黄花岗附近亦连续发现被虎咬毙童尸两具。”(《广州市志》卷一)。

  三是当年的广州人,并没有在重阳节登山登得越高越好的观念,登高既为应节,最主要的是游乐观景,望远舒怀,既然越秀山就在府城的北部,又有五层楼、观音阁可供揽胜,景色比当年白云山更佳,也就无须舍近求远。至于居住在城外的百姓,都是乡民,古时广州府城外的东北部,岗丘连绵,要登高,也不必跑到白云山去。当时人口密度比现在少得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古代人们在重阳节登高,往往跟扫墓同时进行,而且多有放纸鸢之俗,祖上坟墓不在白云山的,自然不会跑到白云山去,处于自然状态的山高林密的白云山,也不适宜放纸鸢。

  时到晚清,广州城北郊人烟较前稠密,白云山上的墓葬亦较以前为多,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并顺便扫墓的人,亦较以前为多。(注:当年广州并无火葬设施,人死后大都埋在白云山、越秀山、大北、小北、沙河及河南晓港、今同福中路南侧乌龙岗等郊外岗丘之地,其中以大北、小北的坟墓最多,今已不见痕迹)。但广州人在重阳节真正形成登白云山的习俗,是民国时的事。

  民国建立,推翻帝制,世道大变。广州拆城墙筑马路,真正开始了现代都市的建设,城区范围逐渐向外扩展,道路修筑,原城北郊人烟渐密。今天的小北路辟建于1927年,原小北花圈以北段(原小北花圈所在乃明清时广州城门小北门故址)和登峰路,便是当年辟建的通往白云山的泥路,民国时便称登峰路。交通的便利与城区的北扩,再加当时重阳节是民间大节,学校放假,有些商店亦放假,故在重阳节前往白云山登高的人亦渐多,也有些风流雅士,相约登白云山聚饮遣兴,歌咏写怀的,这便渐成重阳节俗。

  据孙中山帅府卫士罗海云的回忆,1923年重阳节清晨,孙中山准备和宋庆龄一道去白云山登高,碰巧有位外国记者来找宋庆龄座谈,宋庆龄就没去了,而孙中山还是去登了白云山(《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辑《纪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九十诞辰》)。可知当年已形成在重阳节登白云山的习俗。

  1929—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大搞市政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发展商贸,成绩卓著,其间物价稳定,市民生活改善,广州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时期,也是越来越多广州人在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祈福的时期。各式小贩亦在重阳节时做生意,沿山道两旁摆满摊档,卖茶水、饼食、花卉、纸花、风车、摇鼓、香烛等等,从山脚一直摆到现在的山顶公园,相当热闹。

  当年从市区去白云山主要有两条路:

  一条是出原大东门(今越秀路与中山路相交处),北走先烈路,途经红花岗(今烈士陵园一带山岗)、史坚如墓(现在黄花岗公园内,当年在先烈南路青菜岗东明寺)、黄花岗、沙河顶茶亭、朱执信墓(当年在先烈中路驻马岗,1936年迁于执信中学校园内。现二处均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走过金娇墓(金娇是名妓。墓在战乱圮毁),到息鞭亭和云泉山馆(云泉山馆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后改名吕祖庙。即今麓湖路白云仙馆),继续北走登山。

  另一条路是出原小北门北走登峰路、横枝岗、姑嫂坟,至白云山麓长腰岭弥勒寺,然后登山。广州人走这条路登山较近。

  抗战时期,白云山古迹大部分被毁,仅存天南第一峰牌坊、明珠楼及白云仙馆。国难深重,民生维艰,广州老百姓也没有兴致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抗战胜利后,重阳节俗渐恢复,但景况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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