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礼俗的文化内涵

备注: 时间:2014-05-10 阅读:215 次

时间


  迎春礼仪在立春举行,具体时刻不详,而施土牛、耕人韵礼仪在立春清晨“夜漏未尽五刻”举行。则十分明确。“夜漏未尽五刻”正是处于夜间和白天交界的时刻,这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契克曹夫(Tcherkezoff)说:“祭祀总是在夜间和白天分界的时刻举行。”那么,显示春天到来的施土牛、耕人的礼仪在夜间和白天分界的时刻举行也隐含着一种共通的意义。因为这个夜间还是属于冬天,这是冬天的最后一夜,而这个白天已经属于春天,是春天的第一天。冬为阴,春为阳。立春这天的黎明时刻恰是冬春两个季节交接的时刻,也就是一年之中从阴到阳的“通过”时刻。用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理论来分析,迎春是一种季节转换的通过仪式,那么,它在“分界”的时刻举行,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

地点和颜色


  祭祀的地点也总是具有一定的意义。胡波特(Hube.)和莫斯(1Ⅵallss)指出:“它(仪式)不是可以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举行……仪式的地点本身必须是神圣的。”迎春在东郊或者东郭举行,也就是说在城的东方举行,是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这个地点也具有神圣性。早在先秦时期,由于阴阳五行的盛行,人们就认为季节与方向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春对应东方,夏对应南方,秋对应西方,冬对应北方,而每一个方位又与一定的颜色相对应。因此,在迎春礼仪中要穿青衣,戴青帻,车马也均为青色。
  青色在迎春礼仪中具有表示春天的象征意义。

青帝


  在京城洛阳举行的立春迎气礼仪中,祭祀的主要对象是青帝。青帝是以颜色命名的五帝之一,是从先秦以来所举行的郊祀礼仪中直接继承而来的。迎春礼仪中所祭祀的青帝。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所祭祀的仅为一帝。夏代的天神崇拜,已有了较为可靠的文字资料。商代天神信仰的程度甚于夏代。①天帝在商代仅称为“帝”,在周代称为“昊天上帝”。③因为那时只有一个天帝,所以也只有一次郊祀。五帝的观念是在五行学说盛行之后才出现的。
  2)五帝中每一帝单独祭祀。五帝之祀源于秦,起初秦祀白帝。从秦始皇开始,白帝、青帝、赤帝和黄帝一起祭祀。但是这四帝与五帝并不一致,尽管它们也是以颜色命名。那时它们还是单一地进行祭祀。《汉书·郊祀志>载,高祖二年(前205),高祖命加祀黑帝,而立黑帝祠,名日北畴,还是独立的。这时已经出现了五帝,即(汉书·郊祀志>所称“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畴起北畴,而备五帝”。但是这五帝不是合祀,而是在五个地方分祀。
  而且“有司进祠,上不亲往”。当时的皇帝并不亲自参加。
  3)五帝合祀。<汉书·郊祀志>载,文帝十四年(前166),“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壅五畴。”据<史记·封禅书>载,如果说壅五畴还是五帝分祀,而渭阳五帝庙则已是五帝合祀。汉武帝时出现了最高的天帝“太一”,五帝便降格成为太一的助手。此时五帝还是继续合祀。当武帝泰山封禅时,还在泰山脚下以相应的不同的方向祭祀五帝。
  4)五帝在不同的季节祭祀。<汉书·郊祀志>载,元始五年(5),王莽建议应该遵照《周礼>,五帝在不同的方位祭祀。他的奏折得到了皇帝的赞同。④这就是<后汉书·祭祀志>所称的“元始故事”,其核心是五帝分祭,后来成为东汉迎气礼仪效法的样本。
  迎春礼的形成经历了祀天、郊祀和迎气三个发展阶段。马端临认为:“自秦汉间废祀天之礼,而以所谓郊祀者,祀于五畴,名日五帝。”这是说,在废弃祀天礼之后,才施行郊祀,也就是<周礼·春官·小宗伯>所说的“兆五帝于四郊。”郊祀的任务是祭天,社祀的任务是祭地,冬至El祭天于南郊称为“郊”,夏至Ft祭地于北郊称为“社”。<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Et之至也。”而郊祀是作为政治措施来施行的。<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稀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而后人把祭天和迎气完全等同看待,例如孑L颖达《礼记·曲礼>“天子祭天地”条疏说;“祭天谓四时迎气,祭五天帝于四郊,各以当方人帝配之。”这似乎不甚妥当。
  东汉的迎气礼仪是对五帝在不同的季节的不同的地点分祀,青帝是在立春之日祀于东郊。目的是顺应时气。青帝演变的历史不仅证明了立春迎气(迎春)和郊祀的渊源关系,而且显示了它由天帝变为春帝,变为春天的象征的演进过程。

勾芒


  在东汉时期的立春迎气礼仪中,勾芒作为青帝的助手,成为祭祀的对象。勾芒原是一个人首鸟身的神话形象。《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司马相如《大人赋>写道:“使勾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张守节“正义”说:“勾芒,东方青帝之佐也。鸟身人面,乘两龙。”张衡<思玄赋>写道:“过少嗥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勾芒。”可见勾芒和青帝在古代神话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勾芒又与春或者生长有关。
  《三礼义宗>说:“五行之官也,木正日勾芒者,物始生皆勾屈而芒角,因用为官名也。”《白虎通·五行>论及春时说:“其帝太嗥……其神勾芒。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之为言萌也。”《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青圭礼东方。”郑玄注说:
  “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吴、勾芒食焉。”勾芒还相传为古代主管树木的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木正日勾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日后土。”旧说木盛在春,故称木神为勾芒。勾芒不是“帝”,而是“神”,一个主管东方的方位之神。但是在立春迎气中勾芒的形象如何,现在还缺乏具体的资料。按照后世迎春礼仪中的勾芒神的形象推测,它在东汉时期的立春迎气中也不会是人首鸟身,脚踏双龙,而可能是按照官方礼仪的要求,将勾芒人格化。
  勾芒之所以被吸收进立春迎气,并不是由于它的神话形象,而是由于它的象征意义。勾芒身为春神、木神、东方之神,又为青帝的助手,它作为一个理想的媒介把季节中的春天、五行中的木、方位中的东方和五帝中的青帝联接了起来,构成了立春迎气礼仪中的完整的象征系统。

乐舞


  迎气礼仪始行于永平二年(59),但是在建初五年(80)才配置迎气乐。<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气乐。”也就是说,迎气乐的出现晚于迎气礼二十年。
  《皇览>载:“迎礼:春夏秋冬之乐以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尽,堂阶三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日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
  迎气乐配置于所有的五个迎气礼仪之中。在立春迎气中,迎气乐的乐名为“青阳”,舞名为“云翘”。<后汉书·祭祀志>在“迎气”的标题之下可见,而在“迎春”的标题下没有提及。这说明迎气乐舞仅仅出现于京城洛阳的立春迎气之中,而在地方上的迎春礼仪中则没有。
  在古代中国,礼和乐有着密切的关系,礼对乐舞的规格也有着严格的规定,那么乐舞本身也就体现了礼。<公羊传>隐公五年载。“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何侬注说:“佾者。列也。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风。”这种周代的规制在东汉的迎气乐舞中也被继承了下来,“育命”舞以八佾的规格来跳,也就是说,用最高的规格来跳。那么,根据八佾舞的规制推测,东汉时期的立春迎气礼仪应该由皇帝亲自参加。可是实际上,参加迎气礼仪的人很可能只有公卿,而没有皇帝。《献帝起居注>说:
  “建安八年(203),公卿迎气北郊,始复用八佾。”并没有说皇帝迎气于北郊。当然,这条有关建安时期迎冬的资料不能用来考证永平年问的迎春,但是它至少可以表明,东汉时八佾舞的规格并不仅仅限于皇帝。那么,立春迎气尽管采用八佾,也可能没有皇帝参加。
  迎气乐的歌词来自西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歌”。《汉书·礼乐志>载乐曲“青阳”的歌词为:“青阳开动,根亥以遂,膏润并爱,跋行毕逮。霆声发荣,垭处顷听,枯槁复产,乃成厥命。众庶熙熙,施及天胎,群生甚甚,惟春之祺。”乐曲的名称“青阳”本身就象征着春天。《尔雅·释天>说:“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青阳是与春这个季节相联系的。
  据《后汉书·祭祀志》载:迎春时歌“青阳”,迎夏时歌“朱明”,迎秋时歌“西皋”,迎冬时歌“玄冥”。立春和立夏的迎气礼仪中,采用的舞蹈都是“云翘”,而在立秋立冬的迎气礼仪中,采用的舞蹈都是“育命”,在迎黄灵的礼仪中,“云翘”和“育命”则都被采用。
  迎气乐曲的歌名是以颜色命名的,而这些颜色与礼仪举行的各自的季节相对应。迎黄灵由于也是在夏天,而夏的对应色为赤,所以还是采用“朱明”,但是它又是春夏和秋冬之间的一个礼仪,也就是说,是处于由阳转阴的过渡时期,所以采用分别属于阴和阳的舞蹈“云翘”和“育命”。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观念,春夏属于阳,万物生长,舞蹈采用象征成长向上的“云翘”,秋冬属于阴,是收育的时期,所以采用表示收藏的“育命”。黄灵介于二者之间,兼具阴和阳的品格,所以采用分别表示阴阳的“云翘”和“育命”。因此可见,迎春礼的原始意义是顺应天时,而不是劝农耕。

童男


  在京城洛阳的立春迎气礼仪中,青帝和勾芒位于礼仪的中心,而在其他地方的迎春礼仪中,一位身穿青衣的男性少年位于礼仪的中心。《后汉书·祭祀志》载县邑的迎春礼仪为:“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这个童男要预先到达城东的田野里,当迎春的人们来到时,才出来接受人们的拜敬。这表明,他和迎春者是作为礼仪中相对立的两方出现的,这里一方是“迎春”,那么另一方就是“春”。但是在这个礼仪中并不是仅仅由于他戴青巾,穿青衣才成为春天的象征,而是童男本身也象征着春天。因为春天为阳,男子也为阳,男子与春天同属一类。一个女子不会作为春天的象征出现在迎春礼仪之中。因为男为阳,女为阴。不仅如此,以童男象征春天,在分类上还有着进一步的含义。因为童男和春天都为少阳。
  《汉书·律历志》说:“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与时为冬。……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与时为夏。……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与时为秋。……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春者少阳之选也,夏者太阳之选也,秋者少阴之选也,冬者太阴之选也。”这一系列的类别的相对应是十分明确,也是十分严格的。
  春天和少男都与少阳相对应,也就是说,他们在象征主义的分类系统中同属于更精确的一类,所以在迎春礼仪中以童男作为春天的象征,而替代立春迎气礼仪中的青帝和勾芒。

土牛


  立春“施土牛、耕人于门外”是东汉迎春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先秦时期,直至东汉迎春礼仪产生之前,出土牛不是在立春,而是在冬季,在大傩举行的季冬之月,即腊月。<后汉书·礼仪志》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说:“是月之(会)(昏)建丑,丑为牛。
  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褚人获《坚瓠集>就说:“古者,迎春与出土牛原是二事。迎春以迎阳气,出土牛以送阴气;迎春在立春,出土牛在季冬,与傩同时。”
  在这里,土牛既不是祭牲的象征,也不是代表耕牛,而是寒冷的象征。在以干支计时的系统中,十二月为丑月。而在十二支的系统中,丑与牛相对应。
  在“牛”和“十二月”之间本来并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现在通过“丑”作为媒介建立了一种对应的关系,“牛”和“十二月”在象征系统中同属一类。而十二月处于冬季,冬季为大阴;十二月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大寒一般就处于十二月之中。也就是说,“十二月”与“大寒”和“大阴”本来存在着一种联系,而现在通过“丑”的媒介把“十二月”与“牛”、“大寒”和“大阴”归入了一类。那么“牛”与“大寒”和“大阴”也建立了一种对应的关系,在象征系统中归入了同一类。所以土牛成了大寒的“物类形象”,可以象征大寒,因此将土牛立于城外丑地,就象征送大寒。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丑”这一个媒介。只有在作为媒介的事物被社会理解和承认的时候,它所联接的其他两个事物才能建立起新的对应关系。艾里斯(Elias)说:“只有当一个人的信息隐含于具有公共代码性质的术语之中时,它才可以被另外的人理解。”而在秦汉时期,具有这种公共代码性质的“干支”术语的运用相当普遍。《诗经。尔雅·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
  这里干支中的“午”与现实中的“马”也求得了对应。《左传>僖公五年:“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杜预注:“龙尾,尾星也。”
  屈原在《离骚》中叙述他的身世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是说生于寅年寅月寅日。④那么,“丑”和“牛”的对应关系在当时也是人人皆知的。通过“丑”的媒介“牛”与阴、与寒建立了对应关系。阴和寒是抽象的,而牛是具体的。抽象事物通过具体事物形象地表现出来,是象征性民俗事象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个可视性强的象征事物更易于被民众所接受。在“土牛”这个具体民俗事象中,由于人们通过媒介已经理解,即“懂”
  了象征者和被象征者的对应关系,那么“丑”这个抽象的媒介体也勿须存在,而为人们忽略和遗忘。
  作为物类形象,土牛要立于城外丑地。但是为什么要立六头土牛?巴德(Bodde)认为:在《易经>中,“6”这个数字用来表示象征阴的六芒星形的分开线。但是我认为,六头土牛之中的“六”不是与一般的阴有关,而是与一年之中的阴有关。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讲,一年十二个月,六个月为阴,六个月为阳,或者说一年四个季节,两个为阴,两个为阳。两个季节也是六个月。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说:“是故阴阳之行,终各六月,远近同度,而所在异处。”这说明这里的“6”应该与六个月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出土牛在最寒冷的十二月举行,其众所周知的目的在于驱寒,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功能和外现功能在于驱除大阴(冬),而阴阳转换,大阴(冬)驱尽,当然少阳(春)到来,它同时含有迎春之意。但是迎春这个意义在这里没有被宣扬,少为人知或者不为人知。因此可以说这是它的次要功能和隐含功能。
  迎春礼仪在立春举行,其众所周知的目的在于迎春,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功能和外现功能在于迎接少阳(春),而阴阳转换,大阴(冬)驱尽,少阳(春)才能到来,所以迎春也同时含有驱寒之意。只是驱寒这个意义在这里不再是礼仪的主旨,没有被宣扬,因此逐渐淡化,而成为次要功能和隐含功能。
  很明显,出土牛的功能总量和迎春礼仪的功能总量是相等的,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的转换,隐含功能和外现功能的转换。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在旧的习俗基础上产生新的习俗。巴德(Bodde)说:“看来有理由认为,当初作为告别行为的出土牛,也已经被迎春吸收了。”那么,它能够被迎春吸收的原因就在于两个礼仪的功能具有相同之处,甚至其总量也没有改变,因而易于为民众承认和接受。东汉迎春礼俗吸收了出土牛送寒的习俗:同时赋予了迎春的新意。土牛于立春日立于城外,要~直保留到立夏。也就是说,土牛作为春天的象征要整整保留一个春季。<论衡·乱龙篇>说立土牛、耕人是“顺时应气,示率下也”。这里突显的是迎春中的主要功能,即迎接少阳(春)的功能,而在后世迎春礼俗的演变中,土牛示农耕的意义渐强,而送大寒的意义淡化,至于明清时期的送小春牛,则完全失去了送寒的本义,而仅仅作为春阳和吉祥的象征,成为一种社会互动的载体。这实际上是立春礼俗初始时期土牛的主要功能和外现功能的强化和发展。它的次要功能逐渐淡化了,以致不为人知,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只是隐含于新生的民俗事象之中,被新生的表层意义所掩盖了。这在明清时期的迎春礼俗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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