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元日习俗

备注: 时间:2017-03-30 阅读:8 次

  新岁之首,万物复生,唐时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或行家祭,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

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

  据《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躁恶鬼。”
  相传“山躁”是一种四角怪兽,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来吓退山燥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唐时人们仍有元日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习俗

祈求吉祥

  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多是五更起来,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祈求吉祥。唐时人们仍在元日时祈祥。

互相祝贺新年

  《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拜年,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唐以前如此,唐时如此,今天也如此。

饮椒柏酒,喝桃汤

  据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记载:“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胶牙场。”《荆楚岁时记》又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汤。下五辛盘;进敷淤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元日饮屠苏酒原是南朝旧俗,这一风俗直到唐代仍很盛行。屠苏是一种药剂,南朝梁人沈约《俗说》云:“屠苏,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遣间里药一剂,令井中浸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苏而已。”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时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也曾用细辛、干姜等炮制屠苏酒,后来逐步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炮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
  除屠苏酒外,唐时期的人们在元日还饮用椒柏酒,如陆游《丙寅元日》诗称:“家家椒酒欢声里,户户桃符霎色中。”当时人们饮椒柏酒还传承着从年岁、辈分最小的家族成员开始,最后才由年岁、辈分最高的家族长辈饮酒的俗规,至于为什么要先从小孩饮起,晋人董勋《问礼俗》曾作解释:“俗云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
  五辛盘是用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要等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的食品,可散发五脏之气,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邀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病气。”他在《养生诀》中亦云:“元日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时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汉唐人们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唐代中期以前,五辛盘是人们元日必备的节日食品。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五辛盘作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拼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的其他一些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元日食胶牙场的风俗在唐代很盛行,唐人吃胶牙场的目的是“以验齿之坚脱”。实际上,在古汉语中“胶”和“固”相通,胶牙即固牙,俗传吃了这种糖之后可以使牙齿牢固,人们希望借助“胶牙场”这个吉祥的名字,使牙齿更加牢固,永不脱落。还有吃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姐前集》载,唐人在元旦还吃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除此之外,不同地域还有不少其他的饮食习俗,如唐代洛阳人在元日还烹制鸡丝、葛燕、粉荔枝等食品,全家人一起进餐。

举办朝会

  大约自汉代起,元旦期间大吃大喝已成风气,据《汉官仪》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记载,汉制规定,每年元旦,群臣都要给皇帝朝贺,称为“正朝”,皇帝便大摆筵席款待群臣,君臣饮宴欢度佳节。此后,在魏晋至唐,元旦朝贺、皇帝大宴群臣成为定制,如曹植《元会》诗中描写三国魏时元旦朝贺宴会云:“初岁元柞,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晋时元旦朝贺皇帝时,皇帝要给百官增禄,每人赐醒酒二升。宴会上,“肴蒸多品,八珍代变。羽爵无算,穷乐极宴”。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元日朝会之俗自然成了旷代盛举。唐代元日不仅要受汉族百官朝贺,而且来自远方的少数民族和附属国的首领及使臣也来奉礼恭贺。因此,朝堂大殿筵席纷陈,钟鼓喧天,丝竹震耳,歌舞升平,预祝新年国运亨通。唐代元日朝会不仅沿袭旧俗,而且礼制规定颇严。百官朝贺时稍有失礼之处,轻则罚棒,重则贬官。像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柳公权就吃过这样的罚。据《东观秦记》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正月一日在含元殿朝贺。当时柳公权年已八旬,任太子少师,朝贺时居百官之首。由于含元殿阶高路长,柳公权年迈体衰,走到殿下力软筋绵,脚腿打战,所以上呼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时,柳公权误把“和武光孝”呼成“光武和孝”,仅仅几字之差,就受到御史的弹劾,由于柳公权德高望重,所以只罚俸一年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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